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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总理温家宝数次大谈政治改革，深深地触动了海内外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。于是，各种有关政治改革的言论充斥媒体，肯定者有之，怀疑者 也颇多。对政治改革的热情，不论是温家宝还是敏感的知识分子，只能说明一点，即政治改革在中国是一个迫切而真实的问题，社会与经济成长的空间已经达到了极 限，除了政治改革，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承担释放增长动力的重任。然而，在当前形势下谈论政治改革，隐含着另外一个问题，即政治改革在中国是一个假命题。　　

政治改革的正义性　　

　 　有一些政治经济常识的人都能观察到，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所采取的策略，就是优先进行经济改革、配以适度的社会改革，给予市场最大限度的自由，并且保证增 长的成本最小化。这种经济自由化的方式与程度，让那些素以发达市场经济著称的欧美国家都感到惊讶，有人甚至比喻这是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重现。

　 　出乎中国改革者预料的是，给予市场以最大化自由和最小成本的改革，最终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代价与成本。由于强调市场（效率）优先而导致的行政优先，带来了 严重的腐败，而腐败反过来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不平等。在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中，大量集体抗议正是由于腐败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。

　　在这种情 况下，改革的正义性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话题。不仅民间在热议再分配问题和改革的动机，政府官员也不得不回应民间的质疑与批评。改革还要不要进行下去，这在 政府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，改革不仅要进行下去，而且经济必须保持增长，这是政治共识；但是，在社会那边，改革要不要进行下去，更多人在怀疑与观望，如 果改革的成就与自己无关，甚至改革让自己越改越穷，我凭什么还要支持改革呢？

中国政治改革的“不合时宜”　　

　　政府与社会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，促使前者又重提政治改革。这种怀旧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回应社会，换句话说，政治改革是一个道义问题，不提说不过去。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“真”问题。

　　为什么又说这个问题是“假”问题呢？其实，政府的动机已经很清楚了，为的是在民间达成共识，以便让更多的人继续支持改革。　　

　 　过去几十年，第三世界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有力地证明了，在当下谈论政治改革确确实实是一个伪命题。在“第三波”民主转型的国家中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内 外交困的时候启动政治改革的。这些危机大多因自由化改革失败，导致国内经济衰败，并引发政治精英分裂、大规模街头抗议等连锁反应。政权是在难以维持的情况 下向反对派与抗议者妥协，最后达成改革共识。环顾世界各国，极少国家会在缺乏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时候进行政治改革，更不要说是经济繁荣时期了。

回到中国问题。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，这本身就抵消国际社会，特别是美国对它施加的政治压力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让美国的人权外交 一让再让，这是事实；对国内而言，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在再分配问题上出了问题，以至于民众的不满越来越普遍。但是，经济增长一方面可以为政府赢得许多同情 者，另一方面，政府手中巨大的财富积累可以很轻松地维持政权，即使社会发起严峻挑战。因此，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谈论政治改革，其问题的真伪性就一目了然 了。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完全自我证明了这一点，在目前讨论政治改革是多么的不合时宜。

　　命题尽管是假，但是问题毕竟是真。我们不妨顺着假命题下去， 做一个简单议论。政治改革是一个被政府延后的问题，而且还会被无限期地延迟下去，只有当危机出现的时候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。然而，被拖延的改革则意味着中 国每天都在积累改革的成本，改革越是被动，改革的成本就越大，结果就越难以把握，因为改革成本不仅决定着政治转型的方式，更决定着政治转型的成败。可以预 言的是，中国未来政治改革摆脱不了这种危机应对的模式。

　　再进一步地讲，一旦危机出现，政治改革真能够将中国带向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吗？答案是悲观的。

　 　自由化经济改革虽然解放了每一个中国人，但是，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至少就今天而言还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，即使在力主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中间，分歧也是相当 严重。社会缺少团结与凝聚力，会增加政治改革的难度。当改革机会出现的时候，“一盘散沙”的改革诉求不仅会葬送政治和解与转型的可能性，而且还会为政治暴 力与替代性政治提供可乘之机。因此，套用费正清的话，中国不仅历史上遵循着“治乱循环”的规律，今天与未来的中国恐怕也不例外。　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